政府提出在《维护国家安全条例》中制订附属法例，更有效实施驻港国安公署职责，包括让当局可以刊宪宣布公署履职场地为禁地。政府亦建议设立机制，有必要时启动《香港国安法》第55条，让国安公署行使管辖权等。

是次附属法例的增订主要是围绕国安公署在港的权力，便利其执行职务，相对技术性，在《香港国安法》2020年订立之初，以及去年23条立法时皆未触及。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认为，是次新增附属法例，未必与现存的个别案件有关，而是参考特朗普2.0时期，整体国际局势、国安威胁的变化而衍生的现实需要，防患于未然。

与黎智英案有关？刘兆佳料未必

刘兆佳指，国安公署自2020年起已开始办公并履行职责，按理如果需要附属法例完善其执行机制，理应一早就有，如今才订附属法例，个人认为有点迟，幸好香港近几年没什么严重情况，要动用到公署出动执行，否则就可能要面对执行机制不清晰的问题。

不过总体而言，刘兆佳理解当局的研判，因现时国际形势风云变幻，国安形势日益严峻，特朗普2.0时期不确定性进一步提高。他举例指，国家安全部党委书记、部长陈一新今年4月发表的一篇文章，清晰阐明中共二十大以来，国家治理格局、国际形势等正在深刻和复杂地演变，要对国家安全提出更高要求。刘兆佳指，在此大背景下，不排除美国特朗普政府会以关税战为武器，胁逼其他国家切断与中国的经贸联系以孤立中国，国安风险的严峻性前所未见，这种情况下尽快完善国安的执行机制，他认为是有必要的。

至于制订附属法例，和现存的重要国安案件如黎智英案是否有关系，刘兆佳认为未必，整体大环境下的国家安全威胁才是最核心因素。不过他不排除美国未来或试图介入此案，导致要启动第55条由公署介入、中央接管的可能性，“特朗普曾经说过要将黎智英案与中美贸易谈判相提并论。虽然不知他是否认真，但这人做的事情实在难以预测，不确定性太多了。”

汤家骅称一早应该做 惟划定界线需时

行会成员、资深大律师汤家骅指，政府事前有征询行会意见，但具体讨论内容不便透露。他形容有关附属法例非常技术性，一早就应该做，“始终第55条放咗喺度好耐，万一真正发生呢类事件时，点样使用权力、执法指引等等行政细节，其实好有需要。”不过他亦理解，2020年当初订立《香港国安法》时，时间很有限，只及订立主体法例，而这些涉及附属法例的细节，需要中央和特区政府有详细的协商、共识，才能划定界线，这些工作需要时间。

汤家骅亦认为，是次制订附属法例相信与现存的事件或案件无关，而是针对大环境而言。他指国家安全是很严肃逼切的课题，在目前中美关系、地缘政治争拗背景下，香港身份十分敏感，外国势力借香港捣乱的空间仍然存在。而国安公署是中央驻港负责国安事务的机构，地位与解放军分别不大，涉及他们的工作当然要保持隐密性，并且确保执行到位，“你闯入佢个禁地，其实等同于你喺美国走入CIA总部收集情报，梗系严重罪行。”

他又指，国安公署过去予社会大众的印象，可能比较神秘，公众未必清楚其职责、权力范围等，如今制订附属法例，明确了公署在香港的职责和权力，有助消除灰色地带，“喺法例上写返清楚，等香港公职人员有例可依，市民亦都知多少少公署做紧咩，防止以后有无谓的揣测、误会同恐慌，都十分必要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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